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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做题家”不该成为“御用反派”

2024-10-25  |  来源: 潮新闻  
近些年来,“小镇做题家”的人物形象频频在影视剧中“大放异彩”。
导语

近些年来,“小镇做题家”的人物形象频频在影视剧中“大放异彩”。

从《玫瑰的故事》中的方协文,到《凡人歌》中的那隽,再到《半熟男女》中的瞿一芃,几乎都是以精英的形象出现,但随着剧情推进,敏感、自私、势利、精于算计等性格缺陷也逐渐暴露。这些角色的设定,或许是为了反映当代年轻人面临的某些困境,探讨个人奋斗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但有意无意间对“小镇做题家”负面刻画,让不少网友觉得这是在嘲讽或轻视平凡奋斗者,既不合理也不客观。

那么,“小镇做题家”究竟是如何成为许多影视剧中“反派”代表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

网友关于方协文、那隽、瞿一芃的讨论 图源:社交平台截图

“小镇做题家”一词,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社交网络并引发热议,通常指的是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通过勤奋苦读考上大学,从而实现人生进阶的青年学子。这一形象出现在荧屏上,已有较长的历史。具体来看,他们身上大致具备三种特征。

比如,性格缺陷明显。在一些早期的家庭伦理剧中,上一代“小镇做题家”时常以“动机不纯的婚姻索取者”形象出现,靠着婚姻实现整个家庭的阶层跃迁,但由于性格不合、婆媳冲突、城乡差异等,导致矛盾不断,最终婚姻失败、家庭破裂。比较典型的角色有,《新结婚时代》中的何建国、《双面胶》中的李亚平、《婆婆来了》中的王传志等。近年来,影视剧对这类角色的刻画发生了一些变化,着重突出他们的性格阴暗面。比如,在《玫瑰的故事》中,方协文虽是社会精英,但在感情上却十分偏执,是个实打实的“控制狂”;而在《凡人歌》中,摘下那隽“名校毕业”“年薪百万”等社会标签,他精于算计的一面也展露无遗,自己身体出了问题,却通过自导自演来伪造工伤。

比如,屡屡遭受挫折。一些影视剧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会夸大演绎寒门学子在大城市打拼时遇到的挫折与落差,结局也往往充满悲剧色彩。比如,《北京爱情故事》中的石小猛因为差7分和清华大学失之交臂,他勤奋努力,但现实生活总是给他打击,他只好无奈感慨“考研我没钱,进好单位我没人”;在《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原本是一名充满正义感的人民警察、一位英勇战斗的警队英雄,但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价值观彻底改变,最终选择牺牲尊严与良知来换取职位的晋升。

再如,内心比较阴暗。还有一种类型,是将“小镇做题家”的角色设置成天生的“坏人”。《隐秘的角落》中的张东升、《错位》中的顾己鸣等,都是为了实现向上攀爬的目的,不惜扭曲人格、违背良心甚至违法犯罪的典型代表。类似的人物设定无形中向观众传递某种错误认知——出身底层即便获得成功,上升途径也大多是不光彩的。

《隐秘的角落》角色张东升 图源:微博@网剧隐秘的角落

有人说,影视剧对“小镇做题家”的妖魔化,仿佛成了某种执念。不禁要问,这种执念缘何产生?

或许现实生活中,的确有极少数“小镇做题家”以负面形象出现。常言道,艺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部分影视剧对“小镇做题家”的黑化,与这一群体中的极少数人或在现实生活中给人的印象不好,或在网络舆论场以负面形象出现等不无关系。比如,《半熟男女》播出以后,有网友称,“这个瞿一芃写得太妙了,我初恋就是低配版的他。分手退回去的礼物,他居然送给了下一任”。而就在几年前,某中学学霸因公开演讲中的一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也曾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或许初衷是为了探讨不同时代条件下,“小镇做题家”这一群体的奋斗和迷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掀起了人口流动热潮,很多城市居民对于外来人口产生不适应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因此,早期反映“小镇做题家”的影视作品,常常浓墨重彩呈现“小镇做题家”依靠婚恋融入城市家庭后,与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且总是将农村父母刻画成刻薄难缠的形象。但是近年来,伴随着生活压力增大等现实难题,不少“小镇做题家”在打拼过程中会遭遇挫折与迷茫,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等观点仍有市场,因此影视作品更多展现的是这一群体的情感和职场抉择,一些角色一边靠个人奋斗跻身社会精英行列,一边又试图靠成为“豪门赘婿”来换取更多社会资源。

又或许,“小镇做题家”只是被拿来制造戏剧冲突的工具人。在“爽文爽剧”的冲击下,寻常套路已经难以打动观众,要博人眼球、吸引流量,故事就得跌宕起伏。为了制造矛盾冲突,一些都市剧逃不开“小镇做题家+白富美”组合的常见套路,“小镇做题家”仿佛成了一块砖,剧情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创作者为反派角色赋予的“小镇做题家”属性,恰好迎合了部分受众对出身平凡却靠埋头苦读改变命运者的揣测。以《流金岁月》为例,剧中章安仁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名校博士并且获得留校资格,同时还在上海近郊买了一套房子,放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小镇做题家”的成功代表,但在剧里却被描述成一个极度精致利己的“渣男”。

电视剧《流金岁月》中的章安仁留校后给女主打电话剧照 图源:微博@电视剧流金岁月

往深里看,各类影视作品对“小镇做题家”的描述和刻画,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教育公平以及阶层流动的关注。然而,出身寒微的人,不一定就会走向歧路;家境优渥的人,不一定就德才兼备。总是拿“小镇做题家”作为“御用反派”,如此标签化刻板化的创作,既伤害了很多平凡奋斗者的感情,也不符合当下社会的实际,更多多少少带有“出生原罪论”的影子。

针对“小镇做题家”成为“御用反派”这一现象,笔者有三句话想说。

对“小镇做题家”多一些赞许、少一些挑剔。高考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人才选拔方式,但却是社会阶层流动最重要的通道。“小镇做题家”表面上是一群擅长做题的人考上了大学,实际上却是无数普通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不仅不应该被污名化,而且应当给予肯定、给予赞许。“浙江宣传”曾在《嘲讽“小镇做题家”是一个危险信号》中这样写道,没有一种追求更好人生的努力可以被轻视,真正令人不齿的,反而是那些用一句轻飘飘的“小镇做题家”,就抹杀别人多年的努力,却总以为自己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们。那些炒作“读书无用论”、宣扬“做题家除了做题其他什么都不会”的论调,不是蠢就是坏。

对文艺创作多一些用心、少一些套路。个别影视作品把“小镇做题家”塑造成“反派”,可能没有什么恶意,但当许多影视作品把“小镇做题家”塑造成“反派”时,就值得深思了。看多了这类剧,观众只会感到反感。这些年,有的影视作品本来想塑造的负面人物,反而因为这个人物年轻时拼搏奋斗、有情有义,成长过程中遭遇打压和不公,赢得网友的广泛同情和认同。如何塑造出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很能反映文艺工作者的水平。在故事创作中,“无冲突不戏剧”几乎是一条铁律。但为了制造矛盾冲突不断渲染贫富对立,则是陷入了创作的套路化。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是“普通人”,而影视作品的重要使命就在于真实展现千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进而引发受众思考,而非单一地满足受众的“爽点”。因此,文艺创作者应沉潜到生活深处,深入研究创作规律,塑造立得住的角色。

对平凡的自己多一些相信、少一些犹疑。其实,如今很多人是“小镇做题家”,“小镇做题家”的不甘平庸、不懈奋斗是很宝贵的精神。对“小镇做题家”来说,人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前进道路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文凭、学历一直以来是部分“小镇做题家”们引以为傲的身份标志,当发现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成功时,加上在一些“做题不好也能成功”等现实案例的刺激下,有些人开始陷入自我怀疑。其实,功不唐捐,要相信自己。相信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可以逐渐实现理想;相信平凡的人,也可以通过读书学习,保持内心世界的丰盈,提升见识和修养。总有一天回头看,经历过的都是财富,看过的都是风景。一个个“小镇做题家”的逐梦和筑梦,勾勒出的是一幅生机勃发的时代群像。社会需要为“小镇做题家”提供更多的关心关爱,为他们实现人生理想搭建更多的平台、营造更公平的环境。

置身这样一个飞速发展、迅速变革的时代,每个群体都有机遇,每一个平凡的个体凭借努力,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网络舆论也好,影视作品也好,都不该刻板化标签化地看待“小镇做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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