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6岁的费新我突遭右手腕肿痛,久治难愈,恢复无望。这对于一个书画家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
半年不到,他就以远超常人的毅力,改左手写字,书法呈现出生拙、奇崛、朴茂、刚劲的特点,一种“新我”体就此诞生。启功赠诗给费新我曰:“烂漫天真郑板桥,新翁继响笔萧萧。天惊石破西园后,左腕如山不可摇。”
出生于浙江湖州的费新我尤以左腕运笔而闻名,在中国当代书坛上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人们提及费新我,除了称赞他的书画造诣,更会被他打破自我、重塑新生的精神所打动。今天,我们重读他的“新我之路”。
1978年10月26日,费新我应邀赴嘉兴、湖州交流书艺,在嘉兴南湖烟雨楼作书 图源:“西泠印社”微信公众号
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费新我做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辞去账房先生的工作,进入上海白鹅画校学习。
朋友和同行认为费新我“意气用事”:他当时已是正账房,收入不低,而学习书画很可能成不了名,生计都成问题。但费新我认定自己的书画使命,坚决要跳出“舒适圈”。在《我与笔》里,他兴奋地描述学画经历:
“我钻进画堆,日夜与画笔打交道。放下画笔,就翻画论;师友们指点、谈论的,无非是画;欣赏、观摩的,也总是画。心与境俱,真成为‘新我’了。”
然而,生活的苦难很快降临。随着抗战爆发,靠书画赚钱越来越没保障。他经常一手将小孩抱在怀里,一手作画。为养活一家,他不怕别人笑话,常到小菜场拣一些人家掰下不要的菜叶带回家做着吃。
新中国成立后,费新我的书画艺术渐入佳境,但一个巨大打击悄然而至。1958年,他的右手腕被确诊为关节结核病,经过电疗、推拿等治疗均无果。费新我食不知味、夜不能寐,他事后撰文回忆:“这是我平生刺激最大、最为迷惘的时日了。”
当亲朋还在替他惋惜时,却诧异地发现,费新我用左手习字了!左手运笔势逆、迟钝,需付出非同一般的努力。那段日子,费新我感到痛苦,却也是充满希望的。这是一个书画家“打碎了自己”的坚毅,也是一种从头开始的进化。每天,他鸡未鸣时就伏案练字,写完字的宣纸堆到几尺高。他以名家为师,遍学正楷、隶书、魏碑、章草;以世事为师,去看铁匠挥锤猛击,掂量其铿锵千钧的力度;还以自然为师,在公园练习太极拳,将其圆转如意、绵绵不绝的气势吸收到书体之中。
费新我曾在作业旁签上“Fishing wood”这一英文名字,意思是木头和鱼,即“缘木求鱼”。爬到树上找鱼是不可能找到的,但是他恰恰敢于挑战,知其不可而为之。
费新我 图源:“华夏珍宝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二
对于费新我的书画成就,国内有“南费北启”的说法,“启”即国学大师、书法泰斗启功。费新我的书画为何能取得这么大成就?除了左手练字,是否还有其他“秘籍”?在笔者看来,还有三个特点。
请人“挑刺”。费新我常请朋友点评,但朋友碍于情面,很少肯说缺点。有一次,费新我问好友矫毅,别人都是怎么批评他的。矫毅见他如此严肃恳切,把知道的意见全写了出来。“新我的字太油滑,滑得留不住了”“只会写行书,只能算是半个书法家”“不能博览群书,少书卷气”......费新我视为珍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除了让同行看,费新我还请群众提意见。他趁着在公园打太极拳的机会,把字画摊在石桌上,请来往的游人观看,有人说“下笔力度强”,有人说“字软弱”,费新我都默默记在心中,提升笔力。
别具风格。书评家曾将历史上的左书名家高凤翰与费新我作对比,认为“高书的最终审美仍以右手所书为指归,费书进一步挖掘左手所书的自身审美价值,不仅保有高书的奇崛、生涩、拙朴,还加进了辛辣、鲜活和苍劲,这是费书所独有的”。
从费新我的作品中,时常会看到惊人的创意,如草书李白诗《望庐山瀑布》,“布”字的一竖连破多字、一穿而下,特征十分鲜明。这既是将左手创作的奇崛用到了极致,又注入了激昂勃发的情感,正契“飞流直下三千尺”之诗意。
心怀“赤子”。费新我有一方闲章曰“人书未老”。书法家创作一般年轻时奔放激越,年老时平淡宁静,但费新我反其道行之,年老时更加纵横恣肆、大开大合。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他的作品时,能感受到一字一句中的坚韧、一撇一捺间的豪迈,也能感受到他对艺术的炽热早已跨越年龄。
古谚云:“七十不出门,八十不留宿。”80多岁后,费新我去新疆慰问边防战士,还出访美国、新加坡,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79岁那年回家乡湖州时,他怀着极高兴致登山,信笔而书《莫干山记游诗》,字里行间仿佛萦绕着沁人心脾的云雾之气,江南群山的壮观如在眼前。
《莫干山记游诗》 图源:“名城艺术”微信公众号
三
回望费新我的一生,欣赏他的书画,我们又能读出怎样的“新我”精神?
追求“日新”的极致精神。费新我一生有他自己的“三字经”,即恒、诚、寻。他左笔书法成名后,请求写招牌的单位接踵而至,但即使是“任务性书法”,他也求新求异。
费新我常举一例子:有一位作者,为创作一幅满意的作品,竟写了400多张纸,终于入选全国书展。“手自左挥原反右,貌从故我独翻新”,正是费新我的不屈与奋进,照亮了他的攀峰之路。
一身傲骨的民族精神。1941年战火燎原,在国家危亡之际,费新我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湖州南浔双林为被日寇杀害的抗日英雄王士龙烈士画遗像,后又在《苏州日报》《苏州明报》分别作《百丑咏图》和《八年痛心素描》,控诉日寇的滔天罪行。
费新我对书画有着强烈的民族担当,他对书画家田原说:“日本人欺人太甚,在报上说中国的书法不行了,写法老一套,全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写,后继无人。今后书法的责任,要落到日本的肩上了。”他对于年轻人的请教知无不言,还写作了一系列书画工具书。
源于人民的创作精神。除了请群众点评书法作品,费新我还深入群众中作画。创作《刺绣图卷》时,他每天清晨就到刺绣工场,细心观察绣工的神态、样貌、体态,精准地描画下来。绣工们在午间休息时,常常围在他身边,猜着画中“留双辫的是谁”“剪短发的是谁”......费新我在和绣工们闲聊间修改,这幅画作也更加栩栩如生。
费新我晚年惦念南浔双林的家乡父老,出资重建“还金亭”。他说,“我以书作笔润所得,还金于社会”“积蓄起来重建还金亭,也是我还金于家乡的人民”。
“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对精神的坚守,能让个人对自我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并在攻坚克难中拥有持之以恒的力量。费新我的“新我”精神在往昔峥嵘中令人缅怀,亦在高歌猛进的今日,闪耀着珍贵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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