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生活在元末明初（公元1296年—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东维子等。杨维桢留传下来的书法作品，署有年款的主要墨迹有：《竹西草堂记》、《周上卿墓志铭》、《沈生乐府序》、《晚节堂诗》、《题邹复雷（春消息卷）》、《城南唱和诗》、《游仙唱和诗册》、《张氏通波阡表》、《壶月轩记》、《梦游海棠城诗》等，这是他54岁至74岁时的作品。另外，有《鬻字窝铭》、《题钱谱草书册》、《真镜庵募缘疏》、《溪头流水诗轴》、《玉井香诗》、《宴啸东轩诗》、《致理斋明府尺牍》等及其它一些题跋（如《龚开骏骨图卷跋》、《题黄公望九珠峰翠图》）。除《周上卿墓志铭》为正书外，其它基本上是行草书。杨维桢的书法，可谓突兀群峰，戛戛独造。本文试就杨维桢书法风格的特征、成因及其书法艺术的成就和影响作一些阐述和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杨维桢书法风格的特征

在上述作品中，我们可以把杨维桢书法的风格特征分为两类。第一类作品：清劲高古，冷峭秀逸。这类风格的作品，晚年较早的典型作品有《竹西草堂记》（图①）。杨维桢时年54岁，当时官迁受阻，正隐居松江一带。此年春，杨维桢游松江张溪，友人杨谦招饮其不碍云山楼小住。杨谦，号平山，别号竹西，松江华亭人，喜与高人胜士交往，读书尚志，不乐仕进。杨维桢曾为其撰两文，一为《不碍云山楼记》（《东维子文集》卷十九），另一即为《竹西亭志》（《东维子文集》卷二十二）。杨维桢将《竹西亭志》题于张渥为杨谦画的《竹西草堂图》之后，自题《竹西志》。可以看出，此件作品，杨维桢写得内敛含蓄。开头几行，楷书意味颇重，第七行以后，才楷行相间，潇洒自如，但没有大起大落、奔放张扬。用笔上主要取王羲之父子和欧阳询父子笔法，间有章草笔意，显得清雅秀逸。字的结体，基本上字字独立，由于取大欧笔法，又字字气满神足，劲紧豪迈，直面人生，无宋人那种故作歪斜取巧的流俗而入晋唐堂奥。这种楷行相间的写法与无年款的《鬻字窝铭》也相近。

图① 杨维桢 《竹西草堂记》局部▲

杨维桢65岁之后书写的《沈生乐府序》、《张氏通波阡表》等作品，风格较前又有所变化（图②-1、图②-2）。在劲紧秀逸的基础上，用笔生辣浓重起来了，加大了章草笔意。元代章草，以赵孟頫为首，名家辈出，但他们的风格基本上受赵孟頫的影响，温文典雅、圆润端庄。而且他们的范本也主要为《淳化阁帖》，基本是刻帖装饰味很重的模式，因此少古韵，缺新意。杨维桢就不拘一格，他把章草与今草相结合，又夸张了用笔，在古拗奇拙中出新姿，富有创意。

图②-1 杨维桢 《沈生乐府序》局部▲

图②-2 杨维桢 《张氏通波阡表》局部▲

《沈生乐府序》则点画劲健，楷、行、草相间，书写节奏稍快，二字一连、三字一连的情形出现得较多，随意自然，又行草中间杂章草笔意，显得古朴雅致。但此作品中，杨维桢还没有夸张运用章草笔法。他70岁书写的《张氏通波阡表》就不同了。阡，指墓道。阡表，就是建于墓道之碑。此件作品是杨维桢应其学生张麒之请，为张氏宗族作的。可能为表达题写墓碑之郑重，特意划了格线，这种方式在杨维桢作品中是少见的。这幅作品书写的节奏缓慢，表现出庄严与恭敬，但笔法、章法丰富多彩；它夸张了章草笔法的运用，字字独立，大小参差，不取正局，欹正而冷峻；用笔多露锋，转折多方折，并强化起笔、转折的顿挫，强化线条粗细对比，捺脚尤其夸张拙拗，既能感受到强劲的笔力，又觉得随意自然，不假雕饰，显得劲健高古，冷峭精妙。此幅行楷结合的章草书，是杨维桢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第一类书法艺术风格的典型作品。

图③ 杨维桢 《城南唱和诗》局▲

杨维桢书法风格的第二类作品的特征是：狂放不羁，乱头粗服。《城南唱和诗》（写于67岁）是这一类风格中写得较轻松的代表作品（图③）。首先让人感觉到的是这幅字的章法如天女散花般的飞动、跳跃、团结，字的大小、斜正、轻重不一，有的二字一连,有的三字一连，如春涧夏溪，翠带律动，缓急随意，到动情处，飞流直下。如“和我读书声”的“声”字，狂放不羁，一泻到底，气势如虹。章草取横势，但杨维桢把今草与章草相结合，纵势与横势相贯通，字距紧密而又密中见疏，紧而不迫。线条上多用圆弧和弯势，加强了张力，又点画刚劲夸张，使得结字平中见奇，稳中求险，又好用奇字、古字，显得奇崛古拗，乱头粗服。值得一提的是整幅作品的墨法，浓淡枯湿，自然舒展，好像满天繁星，向你眨眼招手，又如一幅百草汇集的花鸟画，姿态纷呈，天趣盎然。在列举作品中，《游仙唱和诗帖》也属此种写法。

图④ 杨维桢 《真镜庵募缘疏》局部▲

最能代表第二类风格特征的，就是《真镜庵募缘疏》（写于公元1360-1368年间）和《题邹复雷〈春消息〉》（写于66岁）。我们试以《真镜庵募缘疏》为例作一浅析（图④）。在笔法上，该幅作品用笔生辣硬峭，变幻多姿，线条有的刚硬粗壮，有的甚至用笔肚横扫，惊人心魄，势如千钧；有的细弱游丝，既如钢丝缠绕，充满弹性张力，然又使转灵动。有的因速度迅捷猛厉，墨色浓重如乌云翻滚，有的又纤巧如月出风轻，浓、淡、枯、涩杂存，由此产生结字的若坐、若行、若动、若飞，随势而生，任心而出。狂放跳荡的笔触，奇崛古怪的造型，使整幅作品的章法如散僧醉酒，乱头粗服，悲苦怒号。其捺脚更为夸张，重按轻提，狂怪而古奥，诚如吴宽评价那样：“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斨，倒载而归。”(1)但通览全篇，生拙而不失流畅，古奥而不失新意，其创新意识，可谓千古独步！纵观我们当代的那些所谓“现代派”书法，有谁能写得像《真镜庵募缘疏》那样“现代”？

杨维桢书法个性成因分析

人们常说：“书如其人”，是因为书法作为一种表现艺术，必然要反映书家的情绪而体现出一种个性。这种个性，实际上是书家的生活经历、所处的社会环境、思想的变化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反映。

1.     坎坷不平的人生

元成宗二年（公元1296年），杨维桢出生在浙江诸暨枫桥一个仕宦之家。维桢幼年聪明好学，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其父在家乡诸暨枫桥全堂村旁的铁崖山上建读书楼，曰“万卷楼”。维桢在“万卷楼”内专心攻读，饭食皆用辘轳传送，这样持续五年，打下了扎实的学业根基。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杨维桢登进士第，授承事郎、天台县尹兼劝农事。有元除进士县令者，自维桢开始。维桢颇为自豪，官做得很认真。后来宋濂论述了维桢在天台的遭遇：天台多黠吏，恁陵气势，执官中短长。先以饵钩其欲，然后扼吭，使不得吐一语，世号“八雕”。君廉其奸，中以法，民方称快。其党颇蚓结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2)

这是维桢为官道路上第一个碰到的钉子。丢官四年，又被任命为钱清场盐司令。元朝把盐税作为一项很大的收入，取课于民日重，维桢目睹盐民的疾苦，非常同情，仍然不改他的直道而行的风格，为盐民减税，在上司面前“顿首涕泣于庭”，“至欲投印去”，（3）这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清官能吏形象。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意识中，读书、修身、治国、平天下是一条理想的生活道路。但这种“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理想，并不是所有文人能实现的。有的文人不一定具备从政所必须的素质和技能，杨维桢的悲剧就在于此，他清正的社会责任感，没有使他的宦途顺利，在他丁艰期满后，受到了长达十年的冷落，但维桢自己却没有省悟，先后作了三次努力。

杨维桢《小游仙辞序残卷》▲

第一次努力是杨维桢丁艰期满后三年作的。他上书给江浙平章巎巎、御史秦从德，希望授以官职，但显然没有结果。几乎在同时，杨维桢作了第二次努力，写了《三史正统辨》，表示要参加修三史的工作，“司选曹者”不同意，“谓杨公虽名进士，有史才，其人志过矫激”，还要“署之管库，以劳其身，忍其性，以大其器也。”(4)这样，他被分配到杭州做四务提举，他仍不改旧时风范：四务为江南剧曹，素难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骑驴谒大府，尘土满衣襟，间有识者多怜之，而君自如也。(5)

杨维桢在为官的决窍上，无多大长进。因而，他得不到应有的升迁。为此，他作了第三次的努力：上书给江浙行省参政樊执敬，献所著《平鸣集》二十卷和《古乐府辞》十卷，但愿望虽急切，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升迁。五年后，他被派到建德路总管去作推官，专治刑狱。三年后，又被任命为江西等处儒学提举，这时他已六十四岁了，从政的一再失望，他没有去上任。当时，张士诚已占领姑苏一带，想召杨维桢，维桢以诗拒召，张士诚终不得用。元亡后，朱元璋召他到南京修礼乐书，用安车隆重迎接，他作《老客妇谣》表示不更弦易张，留一百十日，书叙例纂定，即求归。朱元璋只能仍用安车隆重送还，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6）

杨维桢《跋邓文原急就章》▲

其实，杨维桢五十多岁后，活动在浙西、姑苏、松江一带，有时授徒为生，有时成为富家的食客，浪迹山水，沉溺于诗酒声色。明瞿佑《归田诗话》云：杨廉夫晚年居松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声乐。乘大画舫，恣意所之，豪门巨室，争相迎致。时人有诗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弹歌舞拨琵琶。可怜一解杨夫子，变作江南散乐家。（7）杨维桢从满怀理想希望的能吏到耽好声色的风流浪子，他的后半生的生活转向，将他从理想的生活故道中抛掷了出来，他的内心陷入极度的矛盾痛苦之中。这种曲折而独特的生活际遇，又有意无意折射于他的书法当中，清伍元华说得好：常人“但知其因不平而寓意于诗，不知其寄情于字”。

2.     动乱多变的时代

元朝立国不足一百年，时间虽短，但控制的疆域大，可说是世界历史之最，横跨了欧亚大陆。面对庞大的疆域及富庶的中原，蒙元统治者内心是恐慌的，他们只能用武力来压服。他们的几代人与宋、金、西夏搏杀，武力是最有说服力的。征战时，动不动就屠城，进行残暴屠杀。取得政权后，从政治上军事上，实行的是民族高压政策。蒙元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也是极落后的。他们尚武轻文，对于科举制，长期废而不举，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才颁布进行科举的诏书，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正式开科取士。汉族文人，尤其是南宋文人登第者也往往不得重用。他们大多只能担任佐贰下僚，或杂职官。杨维桢的遭遇就是如此，他以进士入官，但只能担任县丞、四务提举之类的下级官员。实际上，在后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元统治者恢复科举前后，天下已烽烟四起了。民族压迫，旱涝大作，瘟疫流行，盗贼四起等等，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然而动乱年代，还是有偏安之地的。元代的东吴，包括姑苏、昆山、松江一带，统治者需要把那里的丰富的生活资料通过海运源源不断地送到大都，就允许泛海经商。沿海城市积聚巨量财富，也造成了新的富豪阶层的崛起，东吴成了繁华之地。元末张士诚占据东吴，对文人颇仁厚，开宾贤馆，以礼羁寓。富豪们也大都喜爱结交名士，提供资助。

杨维桢《跋黄公望九珠峰翠图》▲

杨维桢从钱清场盐司令丁艰后，十年不调，大部分时间，在钱塘和东吴度过，优游和避乱相交，从政的一再失望，现实的困顿，杨维桢的人生轨迹随着动乱多变的时代而变化着。他有时为富家子弟授课，有时为诗文评点主考。在玉山草堂，杨维桢是最具号召力的诗会盟主，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东吴作家群体，这个群体文艺思想的特征是张扬个性、不拘一格、求新求异。这种求新求异的思潮也深刻地影响了杨维桢的诗文创作和书法创作，促使杨维桢的诗文、书法越来越具个性化。元末东吴，也是文人画的中心重镇，黄公望、倪瓒、王蒙均生活在那里，杨维桢与他们交往频频，诗画创作，互相推崇、互相影响，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文人画崇尚的是写意抒情，大痴的那种雄伟简远的画风，云林的那种秀峭新雅的画格，也影响着杨维桢的书法创作，使杨维桢的书法别具画意，有时沉郁迫切，有时又劲拔清丽。但是，东吴的这种享乐生活，并没有改变维桢对世事的关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杨维桢五十九岁了，在学生关宝上任临安前，谆谆告诫其要：“上承明天子之德意，下轸吾赤子之困穷，招寇于民，慎勿驱民于盗”，希望“疲者苏，流者复，休养生息，以还中统、至元之治。”(8)他这时匡时济世之心仍不泯灭，关心着那多灾多难的人间。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世界呀，于是，心中无法释放的块垒，一吐为诗文，为书法，“酒酣以往，笔墨横飞”(9)。他那种点画狼籍，字形歪斜，矫杰横发的写法，透露出的是一种勃郁沉痛的不平之气，而这也正是人们所说的“乱世气”在杨维桢书法中的反映。

3.     重“自我”、尚“情性”的思想

杨维桢青年时代游学四明，其父还卖掉家里仅有的一匹马，寄钱给他作盘缠，他用这钱买回《黄氏日抄》及《黄氏纪闻》等新书。黄氏为宋末元初人黄震，字东发，浙江慈溪人。是朱熹后学的佼佼者，思想解放，不守一家，折衷诸儒，维桢受黄震治学风格的影响，也不拘一格，接受了陆象山思想的影响。陆九渊的心学是以整个宇宙为背景的，他认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0)“吾心”大于天地宇宙，并极力扩张主观自我，他有一首《大人词》，形象地塑造了一个无所不能、极度夸张的“超人”形象。陆九渊的这种极度扩张主观自我的思想，在感受到社会变幻莫测，生活坎坷不平的杨维桢那里，一拍即合。维桢袭陆九渊之旧题，也写了一首《大人词》：

有大人，曰铁牛，绛人甲子不能记，曾识庖牺兽尾而蓬头。见炼石之女补天漏，涿鹿之帝杀蚩尤。上与伊周相幼主，下与孔孟游列侯。衣不异，粮不休，男女欲不绝，黄白术不修。其身备万物，成春秋；故能后天身不老，挥斥八极隘九州。太上君，西化人，自谓出于无始劫，荡乎宇宙如虚舟，其生为浮死为休。安知大人自消息，天子不能子，王公不能俦，下顾二子真蜉蝣。(11)

在这里，杨维桢除了承继陆九渊的思想，极度强调主观自我的无限超越性，又使“铁牛”形象负载了新的内容，它蔑视一切，唾弃纲常，叛离儒家的基本宗旨，“天子不能子”、“男女欲不绝”。这种对于自我的肯定和蔑视一切的意识，对现世的秩序和信念极具破坏性，是对“士志于道”的反拨。

杨维桢《赠装潢萧生显序》▲

在接受陆九渊思想的同时，杨维桢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自号“铁笛道人”、“抱遗道人”等。他有一篇《我我说》，文中说“有我者固非，而无我者亦不是也。故有我为杨氏，无我为墨子。”他赞赏高子昭提出的“我我”，即“未尝有我，亦未尝无我，超然见于杨、墨之上”，(12)说到底，这也就包含着对自我的肯定。杨维桢还提出“自然”的理论，他写过一篇《自然铭》，主张每一个人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各遵其志，在社会价值判断上，并无高低尊卑之分。这种理论，无疑对重礼法的儒家是一种冲击、反叛。

我们说，源于先秦的儒道两家都注重对人类命运的哲学探讨。儒家重人际关系，强调社会的和谐及人对社会的责任；道家重人的自我价值，强调顺应自然及维护个性的尊严。此二者几千年来始终左右着中国的文人。维桢虽有清正的操守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但仕途的碰壁，时代的动乱，使他不得不对人生命运进行一系列的思考。杨维桢在这种弘扬自我反叛意识的导引下，生活态度也进一步背离礼法。他著文称赞商人、工匠、艺妓、乐师、医卜星相之人。他喜做宫词、艳诗、好声色，甘做“嬉春道人”、“风月福人”。     

这种重“自我”的哲学观，对杨维桢的诗文创作和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他致力于文学的革新，尤其是他倡导的古乐府运动，以他为首的“铁崖诗派”，把元诗推向了新的高潮。维桢的文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二方面：

（1）“诗本情性”。强调情性在诗歌创作的本原地位，是杨维桢文学思想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始终贯穿于他的诗论中，他在《李仲虞诗序》中说：“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13)这种“情性”为本原的文学观，是针对宋诗的弊端而发。宋代诗歌，在理学的影响下，提倡“明道”、“载道”，以文为诗，脱离现实社会生活，日趋萎靡。杨维桢进一步对宋诗进行了反拨，给明代文学的走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2）强调“自然”，重个性。杨维桢在哲学思想上崇尚自然，在文学主张上，也把自然作为一种境界来追求。他说：古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学之成也尚己，故其出言如山出云、水出文、草木出华实也。后之人执笔呻吟，模朱拟白以为诗，尚为有诗也哉？(14)他反对一味模仿前人的雕琢风气，认为要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作者的真实感情，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实际上，杨维桢重“自我”，尚“情性”的“铁崖体”诗，那种狠重的造语、奇特的构思、怪异的意象，也折射在他的书法中，浓重的用笔，突兀的结字，跳荡的章法，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夺人目睛。在书法观上，杨维桢与他的哲学观、文学观一样，重“自我”，尚“情性”，他在评李建中的书法时说：“西台（李建中）与林和靖绝相类，涪翁（黄庭坚）评之，谓西台伤肥，和靖伤瘦。和靖清苦之士也，瘦之伤为不诬；西台之书类其为人，典重温润，何肥之伤也哉？”可以看出，他在书法上强调的也是面目骨体、情性神气。而他自己的书法创作，既是从学习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是他刚直豪迈、出尘拔俗的特殊性格的反映。

3杨维桢书法艺术的意义

1. 在书法本体上,杨维桢独特的书法风格,纠正了元代举世学赵而引起的颓弱弊病,给沉滞的元末书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书法发展到唐代，楷书和草书达到了高峰。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等书法家的艺术成就很高，后人很难企及。“尚法”是其主要特点。隋末和初唐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倡导，褚遂良的推动，书法界继承王羲之父子秀雅俊逸的传统，盛唐、中唐经过张旭和颜真卿的革新，书法风格变得刚健雄浑。至晚唐与五代，书道衰落，唯杨凝式的出现，复接王羲之父子，综合前贤，书法风格变得健雅遒丽。到了宋初，书法承接前代，只是更趋秀丽。两个原因，使宋初书法下滑。一是淳化三年（公元922年），雅好翰墨的宋太宗赵光义，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命翰林侍书王著刻成《淳化阁帖》十卷。由于王著等人学养不足，见识不广，所收法帖风格明显偏向秀雅流美一路，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父子的作品，并有不少是赝品。后又辗转传刻，更加失真。而这个法贴，具有导向性，大行其道，书法风格就趋单一僵化了。二是“趋时贵书”，谁掌朝中权柄，就学谁，上下模仿，单调划一。苏东坡、黄庭坚和米芾创造了“尚意”书风后，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他们的字都风神洒脱，雄健开张，姿态万千，但又有个人独特的风格，他们是以个人的意向来学晋唐的，强调“自出新意”、“自成一家”，终于在他们身上完成了行书集大成的伟业而登上了中国书法史上又一座高峰。但到了南宋，整个书坛基本上一味学苏东坡、黄庭坚、米芾三家，日趋单调，最终形成了躁露而浅薄的书风，书法又走向衰微。

杨维桢《壶月轩记》▲

南宋后期，赵孟頫通过举复古主义大旗来达到变革书法的目的。他认为复古，就是要复兴魏晋笔法，他崇拜王羲之父子，称赞他们：“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佚特甚，故历代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举首。” (15)他强调要复兴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魏晋古法：“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需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16)他身体力行，以王羲之父子为典范，创造了秀美飘逸、温润典雅的“赵体”。“赵体”的出现，矫正了南宋后尚意书风末流所带来的偏失，使一度被疏远的王羲之父子的法度又被重视而尊崇，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赵孟頫书法用笔精熟，笔画圆润停匀，笔致流畅活泼，对当时的影响也很大，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书法家。但元代书法家摹仿王羲之父子的书法风格基本上差不多，被动而保守，缺乏鲜明的个性，缺乏唐人学汉魏尊王法而能自出新意的创造精神。就是赵孟頫本人，对王羲之父子笔法的理解也是有偏颇的。如用笔一致停匀，结体均衡整齐，一味纯熟，失却了王羲之父子那种天然灵韵。到元末，举世学赵，书风千篇一律，平庸而甜熟。在这样的形势下，书法的内生机制也要求变革，杨维桢就回波逆浪，异军突起，创造了一种与赵体书风迥异的书法风格。与赵孟頫书法比较，赵体温润典雅，杨维桢书法乱头粗服；赵体中正平和，杨维桢书法荒率疏野；赵体风平浪静，杨维桢书法急流直泻。杨维桢的书法给沉滞的元末书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改变了元末书法被赵体书风笼罩的走向，成为元代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符号。

2. 杨维桢的书法不但改变了元末书法风格的走向,而且开启了明以后重个性、主表现的书家先河杨维桢作为文章巨公、诗坛领袖，在元末明初，影响很大，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其书法也影响了同时代的人。句曲外史张雨是当时的著名道士，他寄情山水，诗文字画，被誉为当朝道品第一。他与赵孟頫有直接唱和往来。他的书法，开始直接受赵孟頫的影响，无论用笔、结体还是章法，都是赵体风格。至晚年，张雨与杨维桢交往频频，玉山雅集中二人均是常客。他六十岁埋葬冠剑还俗而纵情于诗酒。晚年的书法受杨维桢的影响，一改以往那种中正平和的风格。他的晚年作品《登南峰绝顶诗轴》，用笔夸张，结字歪斜，墨色枯浓，章法上更是跳荡奔腾，一如杨维桢那种奇崛而孤傲不群的书法风貌。

杨维桢《跋马远商山四皓图》▲

元代书法，章草盛行，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泰不华等都是章草名家，但均受赵孟頫书风影响。赵孟頫多次临写皇象的《急就章》，但丢弃了作品原来的古质厚重，代之以圆转流美，灵动文雅的用笔。杨维桢在行草书的创作中，创造性地融入章草笔法，并渗入六朝碑版的笔意，大胆夸张，生辣硬拗，既有古意，又有新的气象。元末明初的章草大家宋克就深受杨维桢的影响和提携。宋克，字仲温，长洲（吴县）人。宋克与杨维桢相差三十岁，属忘年交。杨维桢曾作诗撰序赠宋克，对他的诗词大加推重，也喜欢其书法，若有新作诗词，常命其作书，交往甚密。作为师辈的杨维桢，对晚辈宋克的思想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克是元末明初唯一把章草作为自己书法创作主要书体的书家，其用笔，深受杨维桢章草用笔的影响。从宋克《唐张怀瓘论用笔十法》看，宋克已对杨维桢将行草书等多种书法的用笔融合到章草书中的手法运用自如了，别开生面，熔楷、行、章草于一炉，笔力清劲古雅，结字萧散疏宕，通篇一气呵成。宋克对杨维桢的章草艺术的继承和发扬，使他成为明初书坛章草书的盟主，也使章草这一书体复兴达到了又一高峰，进而也影响了整个明代草书的发展。

杨维桢的书法，也给明以后重个性、主表现的书家开了先河。他的书法，虽无法像赵孟頫那样当成楷模来学，但在书法风格上他对后世的影响较大。明以后，如徐渭、祝允明、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甚至扬州八怪等，他们创造了各自独具个性的书法风格，但都古雅纵逸，气势豪迈，这种颇具浪漫主义特质的书风，其开启者正是杨维桢。

杨维桢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他那超凡脱俗、别具才情的书法，无疑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之一。他的书法，也和他的诗文一样，犹如夜空中一颗耀眼闪烁的星星，奇崛而孤傲，成为遥远的绝响，供后人仰望和思索。

本文刊于《中国书法》2016年第9期

注释：

1  吴宽. 题杨铁崖遗墨[C] //吴宽.家藏集：卷四十九.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453.

2  [元]宋濂撰，<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见杨维桢著《铁崖先生古乐府》，卷首，四部丛刊本。

3  同注 2

4  [元]杨维桢撰，<上宝相公书>,见《东维子文集》，卷二十七，四部丛刊本，第205-206页。

5 同注2

6  [元]宋濂撰，<送杨廉夫还吴浙>，见《宋濂全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188页。

7  [明]瞿佑撰，《归田诗话》，卷下，古今说部丛书，第八集，国学扶轮社，民国四年(1915) 。

8  [元]杨维桢撰，<送关宝临安县长序>，见《东维子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本，第15-16页。

9  同注2

10  [南宋]陆九渊撰，<杂说>，见《陆九渊集》，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0年，第273页。

11  [元]杨维桢撰，<大人词>，见《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三，四部丛刊本，第25页。12  [元]杨维桢撰，<我我说>，见《杨铁崖文集》，卷五，漱云楼藏板。

13  [元]杨维桢撰，<李仲虞诗序>，见《东维子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第47-48页。

14  [元]杨维桢撰，<吴复诗录序>，见《东维子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第47页。15  [元]赵孟頫撰，<松雪斋集·阁贴跋>，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182页。

16  [元]赵孟頫撰，<定武兰亭跋>，见《松雪斋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312页。

杨尔，男，1958年10月出生，浙江诸暨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琉璃厂画院理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杂志曾将其书法作品专题介绍。曾入选中国兰亭书法节“中国书法百人名家”。2011年在浙江绍兴博物馆举办“杨尔个人书法展”。2014年初赴匈牙利、意大利、法国进行艺术考察，其书法作品在匈牙利国家艺术大学及西欧各国巡回展出，其中小楷作品《心经》被匈牙利国家艺术大学收藏。2017年9月赴美国费城天普大学举办个人书法展，2018年5月赴日本东京举办个人书法展，获得专家一致好评，影响广泛。20 23年3月，在宁波北仑区文化馆举办书法作品个人展。近年来，专著《杨尔书法作品集》、《杨尔楷书正气歌》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杨尔楷书心经·兰亭序》、《深信因果——杨尔书法作品集》由中国书店出版。学术上，对其祖先杨维桢的书法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其论文曾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上获三等奖。另有多篇论文在《中国书法》杂志及大学学报上发表。杨尔有着四十多年的书法教学经历，有独特的教学方式和经验，成绩突出，学生中不乏书法博士和硕士多名。